文聯組織的“新時代新作為”大學習大討論活動是一次非常好的思想動員和業務培訓,我認真聽了每場報告,收獲良多。在這個過程中,我重點重溫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講話。結合本職工作,我想談一點對于“人民性”的認識以及文藝批評應該怎樣堅守人民立場。。
“人民性”的范疇是個舶來品。我們今天在文學批評中所使用的 “人民性”概念,直接源于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、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。他們在批評實踐中十分強調文學的人民性。杜勃羅留波夫更是將“人民性”視為一個重要的價值尺度,撰寫了《論俄國文學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》、《俄國平民性格特征》等論文,系統闡述文學中的人民性問題。他指出,文學的真實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,人民性表現得最充分的地方,也就是生活的真實性最充分的地方。他主張文藝作品應當反映人民大眾(主要是農民)的生活;他認為作家要真正成為人民的詩人,就必須拋棄本階級的偏見,滲透人民的精神,體驗他們的生活和質樸感情。
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則更加強調作家“同人民的機體聯系在一起”。
馬克思、恩格斯都曾從不同側面觸及過文藝的人民性問題。列寧則具體而明確地指出,在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上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方向,那就是“必須深深地扎根于廣大勞動群眾中間。它必須為群眾所了解和愛好。它必須從群眾的感情、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們團結起來并使他們得到提高”。毛澤東在“延座講話”中明確提出了“為工農兵服務”的文藝方針。“為什么人”的問題乃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問題。改革開放之后,根據新的情勢,鄧小平提出了“二為”方向,即“文藝為人民服務、為社會主義服務”,并強調“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”,人民離不開藝術,藝術更離不開人民。此后,江澤民的“三個代表”重要思想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,都對“人民性”有所論述。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,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治國方略的高度,對 “以人民為中心”創作導向進行了系統闡述。他指出,“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,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,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,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。”從文藝的價值目標、表現內容、評價標準等方面,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一以貫之、一脈相承的“人民性”特征。
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藝評論問題時,特別指出,要“運用歷史的、人民的、藝術的、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”。這里說的“人民的”觀點,其實就是指的 “人民性”。在新的歷史語境下,究竟該如何理解“人民性”呢?
學術界一般認為,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中的“人民性”的范疇具有兩層含義:一是廣大性,二是革命性。列寧在談到文藝應當為“千千萬萬勞動人民”服務時,特別強調“為這些國家的精華、國家的力量、國家的未來服務”;毛澤東在“延座講話”中提出文藝要為“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”的、“最廣大”的人民大眾服務。這些論述都具體揭示了廣大性與革命性的雙重內涵。
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歷史時期,“人民性”的含義有所發展。其實,較早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在使用這個概念時,正是為了說明文藝的歷史進步性,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則就用它來表述革命年代文藝的革命性,其實在本質上都包含著“先進性”的涵義。而新時期以來,從鄧小平在文代會上的“祝辭”開始,尤其是習近平闡述“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”,強調文藝要表現人民的崇高精神,同時還要引領人們的精神生活,“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、時代的進步要求,彰顯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”,“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,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”, “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”,“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,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、民族觀、國家觀、文化觀”,具體而清晰地闡明了“人民性”所包含的先進性內容。
從“人民性”視角來觀照當下的文藝批評,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反思:
第一,關于個體經驗。個體經驗或者自我經驗在本質上是“個體性”的。一方面,“個體性”固然把民眾真實的個體性存在與現實訴求凸顯了出來,但另一方面,“人民性”所包含的先進性內涵卻被悄然遮蔽了。按照通常的理解,人民不只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所顯示的存在,人民還是歷史的主體,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。“人民”是由許多個體組成的群體的“共名”。人民在社會實踐中呈現出來的崇高精神以及真善美的價值,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動力,這就是“人民性”的先進性內涵之所在。而這種先進性內涵顯然是 “個體性”所無法涵蓋的。當前的有些文藝批評,缺乏基本的價值立場,漠視復雜的社會實踐,與現實生活絕緣,滿足于自話自說,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批評家過度強調個體經驗或自我經驗。而對“個體性”的強調,實際上助長著階層撕裂、強化著價值差異,加劇了社會思想文化的分裂。文藝批評中的“人民性”規定一旦喪失,個體經驗的理論能量就有可能被濫用。而以此為基礎建構的批評話語必然是破碎、失神、無力的,顯然難以準確指向作為群體性存在的社會階層,更無法實現理性對話,進而尋求共識、凝聚共同價值觀的話語功能。只有走出狹隘的個體經驗或自我經驗,以“人民性”作為規定,深刻把握歷史發展總體趨勢以及社會發展的本質性力量,強化文藝批評的整體性視野,直面社會現實,才能真正發揮批評的應有功能,推動創作的健康發展和價值理想的成功建構。
第二,關于知識限定。中國傳統文藝批評的思維方式是整體性的,批評家往往將日常生活、知識生活、政治生活以及意義生活有機融匯于一體,不僅超越了學科知識限定,而且灌注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和人文關懷。像金圣嘆、王國維、魯迅等大師的文學批評實踐,往往超越了以文藝論論文、以審美論審美的學科限定,而是追求一種大文學、大藝術的境界,字里行間洋溢著思想的活力,散發著生命的溫度。而到了當代,隨著學術分科細化,文藝批評日益科學化、術語化、格式化。當文本中充滿了大量生澀空洞的專門術語、似是而非的時髦理論時,當大家熱衷于把論文寫得更像論文時,批評的“八股”氣愈來愈濃,最終就淪落為不及物的知識堆砌和冰冷的邏輯演繹。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而言,這樣的批評或許有其價值。但就總體而言,它完全喪失了“自由的生命表達”以及對社會歷史的有效作用。批評一旦淪為“空論”和“高論”,必然曲高和寡,不接地氣,遠離讀者,遠離人民。文藝的“人民性”規定批評必須具有廣大性,必須正視作為受眾的人民的存在,必須深切體察人民在文藝欣賞中的本質性需求。當文藝批評突破了自設的狹隘知識藩籬,方可能擁有大視野、大情懷和大境界,以充沛的激情喚回想象的翅膀,以鮮活生動的話語方式,真正走近人民大眾,啟迪思想、溫潤心靈、陶冶人生,進而實現對于審美風尚和時代精神的積極引領。
文藝批評家堅守“人民性”,當然首先是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進行言說,但是,同樣不能忽略對于藝術獨立精神和審美品格的堅守。唯有如此,方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真正“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溫度”的批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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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時間:2018-07-13 來源:湖北文藝網 作者:蔡家園
文聯組織的“新時代新作為”大學習大討論活動是一次非常好的思想動員和業務培訓,我認真聽了每場報告,收獲良多。在這個過程中,我重點重溫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講話。結合本職工作,我想談一點對于“人民性”的認識以及文藝批評應該怎樣堅守人民立場。。
“人民性”的范疇是個舶來品。我們今天在文學批評中所使用的 “人民性”概念,直接源于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、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。他們在批評實踐中十分強調文學的人民性。杜勃羅留波夫更是將“人民性”視為一個重要的價值尺度,撰寫了《論俄國文學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》、《俄國平民性格特征》等論文,系統闡述文學中的人民性問題。他指出,文學的真實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,人民性表現得最充分的地方,也就是生活的真實性最充分的地方。他主張文藝作品應當反映人民大眾(主要是農民)的生活;他認為作家要真正成為人民的詩人,就必須拋棄本階級的偏見,滲透人民的精神,體驗他們的生活和質樸感情。
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則更加強調作家“同人民的機體聯系在一起”。
馬克思、恩格斯都曾從不同側面觸及過文藝的人民性問題。列寧則具體而明確地指出,在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上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方向,那就是“必須深深地扎根于廣大勞動群眾中間。它必須為群眾所了解和愛好。它必須從群眾的感情、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們團結起來并使他們得到提高”。毛澤東在“延座講話”中明確提出了“為工農兵服務”的文藝方針。“為什么人”的問題乃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問題。改革開放之后,根據新的情勢,鄧小平提出了“二為”方向,即“文藝為人民服務、為社會主義服務”,并強調“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”,人民離不開藝術,藝術更離不開人民。此后,江澤民的“三個代表”重要思想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,都對“人民性”有所論述。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,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治國方略的高度,對 “以人民為中心”創作導向進行了系統闡述。他指出,“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,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,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,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。”從文藝的價值目標、表現內容、評價標準等方面,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一以貫之、一脈相承的“人民性”特征。
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藝評論問題時,特別指出,要“運用歷史的、人民的、藝術的、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”。這里說的“人民的”觀點,其實就是指的 “人民性”。在新的歷史語境下,究竟該如何理解“人民性”呢?
學術界一般認為,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中的“人民性”的范疇具有兩層含義:一是廣大性,二是革命性。列寧在談到文藝應當為“千千萬萬勞動人民”服務時,特別強調“為這些國家的精華、國家的力量、國家的未來服務”;毛澤東在“延座講話”中提出文藝要為“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”的、“最廣大”的人民大眾服務。這些論述都具體揭示了廣大性與革命性的雙重內涵。
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歷史時期,“人民性”的含義有所發展。其實,較早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在使用這個概念時,正是為了說明文藝的歷史進步性,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則就用它來表述革命年代文藝的革命性,其實在本質上都包含著“先進性”的涵義。而新時期以來,從鄧小平在文代會上的“祝辭”開始,尤其是習近平闡述“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”,強調文藝要表現人民的崇高精神,同時還要引領人們的精神生活,“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、時代的進步要求,彰顯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”,“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,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”, “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”,“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,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、民族觀、國家觀、文化觀”,具體而清晰地闡明了“人民性”所包含的先進性內容。
從“人民性”視角來觀照當下的文藝批評,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反思:
第一,關于個體經驗。個體經驗或者自我經驗在本質上是“個體性”的。一方面,“個體性”固然把民眾真實的個體性存在與現實訴求凸顯了出來,但另一方面,“人民性”所包含的先進性內涵卻被悄然遮蔽了。按照通常的理解,人民不只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所顯示的存在,人民還是歷史的主體,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。“人民”是由許多個體組成的群體的“共名”。人民在社會實踐中呈現出來的崇高精神以及真善美的價值,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動力,這就是“人民性”的先進性內涵之所在。而這種先進性內涵顯然是 “個體性”所無法涵蓋的。當前的有些文藝批評,缺乏基本的價值立場,漠視復雜的社會實踐,與現實生活絕緣,滿足于自話自說,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批評家過度強調個體經驗或自我經驗。而對“個體性”的強調,實際上助長著階層撕裂、強化著價值差異,加劇了社會思想文化的分裂。文藝批評中的“人民性”規定一旦喪失,個體經驗的理論能量就有可能被濫用。而以此為基礎建構的批評話語必然是破碎、失神、無力的,顯然難以準確指向作為群體性存在的社會階層,更無法實現理性對話,進而尋求共識、凝聚共同價值觀的話語功能。只有走出狹隘的個體經驗或自我經驗,以“人民性”作為規定,深刻把握歷史發展總體趨勢以及社會發展的本質性力量,強化文藝批評的整體性視野,直面社會現實,才能真正發揮批評的應有功能,推動創作的健康發展和價值理想的成功建構。
第二,關于知識限定。中國傳統文藝批評的思維方式是整體性的,批評家往往將日常生活、知識生活、政治生活以及意義生活有機融匯于一體,不僅超越了學科知識限定,而且灌注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和人文關懷。像金圣嘆、王國維、魯迅等大師的文學批評實踐,往往超越了以文藝論論文、以審美論審美的學科限定,而是追求一種大文學、大藝術的境界,字里行間洋溢著思想的活力,散發著生命的溫度。而到了當代,隨著學術分科細化,文藝批評日益科學化、術語化、格式化。當文本中充滿了大量生澀空洞的專門術語、似是而非的時髦理論時,當大家熱衷于把論文寫得更像論文時,批評的“八股”氣愈來愈濃,最終就淪落為不及物的知識堆砌和冰冷的邏輯演繹。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而言,這樣的批評或許有其價值。但就總體而言,它完全喪失了“自由的生命表達”以及對社會歷史的有效作用。批評一旦淪為“空論”和“高論”,必然曲高和寡,不接地氣,遠離讀者,遠離人民。文藝的“人民性”規定批評必須具有廣大性,必須正視作為受眾的人民的存在,必須深切體察人民在文藝欣賞中的本質性需求。當文藝批評突破了自設的狹隘知識藩籬,方可能擁有大視野、大情懷和大境界,以充沛的激情喚回想象的翅膀,以鮮活生動的話語方式,真正走近人民大眾,啟迪思想、溫潤心靈、陶冶人生,進而實現對于審美風尚和時代精神的積極引領。
文藝批評家堅守“人民性”,當然首先是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進行言說,但是,同樣不能忽略對于藝術獨立精神和審美品格的堅守。唯有如此,方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真正“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溫度”的批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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